好的人文社科书能听到时代的心跳

　　一个通过对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精英的采访，掀起人们对八十年代理想主义的怀旧；一个通过记者的观察，对全球化做出自己的解析与结论。查建英的《八十年代访谈录》、弗里德曼《世界是平的》一前一后走入十大好书之列。它们一个向后看，一个向前看，虽然看似两极，却切中了这个时代的脉动。在《八十年代访谈录》中出现的人物，几乎可以看做八十年代的文化群像。他们通过自身的回忆，拼贴并打量那个逝去的年代，无论怀旧还是反省，都为当下这个躁动不安的时代注入了思索的含量。弗里德曼的《世界是平的》，融自己历年做战地记者、经济时政记者的经验，为全球化做出自己的勾勒。不管结论有没有偏颇之处，其敏锐的观察与广阔的视野，仍能为这个时代的发展提供新的思维支点。

　　从这两本书的高票入选能够看出，那些能为这个时代提供回味与思索的思想类图书，最能增加读书版编辑的好感指数。而另外一些作品，像梁漱溟先生的口述实录《这个世界会好吗》、何兆武先生的口述《上学记》以及章诒和《伶人往事》的入选，也可以视为这种思路的延伸。

　　当代名家小说为何受冷落？

　　这份人文社科类图书占据绝对数量的好书单，似乎没有为当代小说名家的新作留出位置。入选的文学图书中，西方经典作家作品几乎是无争议地进入榜单。土耳其作家帕慕克的《我的名字叫红》的入选，一方面与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密不可分，也与上海世纪文景提早引进作品有关。同时，小说以土耳其细密画承载的故事，所传达的一个身处东西方交界之地的国度对自己身份与命运的思考，也是当今世界文学最关心的文学主题。美国小说家卡勒德·胡塞尼的《追风筝的人》的入选，离不开它在今年全球范围创下的畅销奇迹，它所讲述的阿富汗人民近几十年的心路与苦难历程，又让它在畅销之外多了一份感动人的指数。

　　相比之下，当代文坛的几位大腕级作家的新作，其影响力却显得黯淡。年初北京图书订货会上，铁凝、莫言、阎连科、都梁等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局面，并没有最终构建起中国小说在2006年的兴旺图景。而中间又经过余华《兄弟》下半部的出版与批评热、苏童《碧奴》出版的“重述神话热”，但最终又都变成热闹一时的文化新闻，而没有让作品的实力影响读书版编辑的票数。

　　公允地说，在许多读书版编辑记者的心目中，严歌苓的《第九个寡妇》、史铁生的《我的丁一之旅》等仍然是今年创作态度严肃、质量也上乘的小说，但显然，它们的影响还无法与《八十年代访谈录》、《世界是平的》相抗衡。而李锐小说《太平风物》的入选，固然有对他用农具构架起小说形式的匠心的肯定，但最终的决定因素恐怕仍在于《太平风物》直面了当下乡村所面临的问题:土地的被侵占、底层对贪官的反抗、民工问题、小煤窑问题、农村的道德伦理问题等。而这种直面当下问题的小说，显然是今年小说普遍缺少的特质。加上许多名家作品在自身的水准上没有多少让人惊喜的突破，所以出局在所难免。

　　童书、生活书提及率小

　　十大好书单中，儿童文学作品基本空缺，估计会让全国少儿[FX:PAGE]社的图书编辑大叫委屈。因为像《当世界年纪还小的时候》、安房直子的童话等，都其实是今年不可多得的少儿文学经典。儿童文学自有它独特的气质，它安静地表述无法与《八十年代访谈录》等热点图书相类比，这也暴露出一种评选标准下权衡好书的左右为难。与之命运相同的，还有生活类图书。也许下一届的读书圆桌，会对十大好书的定义有所修订。

　　博客书遭遇滑铁卢

　　十大阅读热点中，自然离不开今年的文坛口水战，但是《我的名字叫红》的提前引进，却是一个非常正面、值得思考的例子。上海世纪文景看似押对了筹码，在帕慕克获奖之前两个月就出版了此书。但事实上，一本书的成功，只不过是一种独特思路的延续。在推出超级畅销书《达·芬奇密码》之后，上海世纪文景并没有在悬疑探案之路上穷追猛跟，他们把目光投向小语种国家的作家作品。先后推出《追风筝的人》和《我的名字叫红》。这和众多译文出版社只在欧美大家身上做文章拉开了距离，看似冒险的举动，却因为眼光的独到，成为今年的出版赢家，是冷中求热的例证。

　　与之相反，在网上点击率颇高的“老徐博客”，在出版市场上销售低迷。博客出书现象被列入今年的十大阅读热点之中，给那些喜欢在热中求热的出版商一个看清网络泡沫的机会——一些明星效应所带来的网络热点，在变成纸质书本时显现出不经看的特征，其实是博客书遭遇滑铁卢的重要原因。一味地借热出热，只能遭到市场的冷遇。